我们需要关注“小事”——里约奥运所暴露出的暗疾

​ 昨天,里约奥运会落下帷幕。中国队名列奖牌榜第三位,而之前多项被看好的项目,却均在这次奥运会折戟沉沙。看到我们的运动健儿交上来的这样一份答卷,心中百感交集。有时我会认为,诸多强势项目没有夺金,确实是值得遗憾的。但我却有些庆幸,庆幸我们没有再名列奖牌榜第一;庆幸许多优势项目没有夺金;庆幸霍顿和孙杨之间产生的摩擦……因为唯有如此,才能促使我们,促使我们的公众媒体和公众舆论正视那些一步步腐蚀我们的暗疾,它们既有思想观念方面的,也有规章制度方面的。因为风暴将至,唯有失败,才能警钟长鸣。

​ 关于台湾的民风,有一个台湾居民的说法让我刻骨铭心:“怎么你们大陆人天天说的都是国家统一、民族复兴,我们台湾人说的都是吃喝玩乐、上班挣钱。”这样的价值观如果放之于大陆的网络舆论场,肯定会遭到“狂轰滥炸”,会被扣上巨大的“不思进取”、“不爱国”的帽子,而且也许一辈子也摘不掉。虽然如此,我们不妨细想,为什么台湾人民并不关注”国家统一“、”民族复兴“这些在我们心中非常重要的”大事“?或者说,为什么我们眼中的”大事“,在他们眼中,不如”吃喝玩乐、上班挣钱“的”小事“重要呢?

​ 我想,这位台湾居民的话,所折射出来的观念差异,恰恰也是这次号称”史上最差“的里约奥运会所暴露出来的我们的精神暗疾。为什么我们会视”国家统一“为”大事“?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教育,包括现在铺天盖地的宣传,标语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什么台湾民众会视”吃喝玩乐、上班挣钱“为更重要的任务?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切身的合法的利益,才是更为重要的。我并不盲目追捧这样一种价值观,而是说,台湾民众的这种观念是对我们大声狂喊的”中国万岁“的一种警醒,正是这样的观念告诉我们,我们急需一次彻底的”人“的发现。对于”国家“的发现,我们已经屡见不鲜,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对”国家“的发现,我们不会走上这样一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如此,社会主义制度公有制的经济特征决定了政府和国家的力量将发挥超越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如何协调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一道没有得到解决的,现在却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难题。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人“的发现,需要”个人“的发现,需要完成西方在中世纪文艺复兴中所完成的任务。

​ 写到这里,想起王思聪来。这位曾经被追捧为”国民老公“的网络红人,却在一条微博之后被舆论猛烈炮轰。在霍顿与孙杨不和事件开始发酵时,他在微博上表示:”呵呵,硬按着别人头让人道歉这事儿只有在中国才好使,拿出去使别人可不吃你那套呀。“这条微博迅速积累了8000多个回复,其中不乏“所以你觉得不该道歉吗”、“你有钱所以你觉得你说啥都对吗”、“你是中国人吗?”这样充满戾气的回应。看到这样的回复,虽然一眼看去,荡气回肠,骂得畅快淋漓,可是它们却像烈酒,除了给饮者暂时的麻木,不能给饮者留下任何回味,因为在光辉四射的盔甲下包裹着的不过是空虚的内心。它们的确畅快,一吐胸中积郁,然而,我从中却看不到任何理性的成分。没有人能够以自己的知识来系统的、有理有据的批评他的论调,只有似乎没有理解作者原意而臆测作者意向的反问、质疑动机,甚至更恶劣的,转去寻求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慰藉。如果说我们要从国家的光辉下,重新将“人“发掘出来,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权利不受干涉的个体来看待,我们就不能缺少理智。没有理性,难免会迷茫,而更可怕的,一头扎进集体无意识的海洋里,形成某种危险的狂热。仅就孙杨和霍顿的冲突一事来看,窃以为霍顿发表对孙杨的言论,首先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身份。既然是个人身份,他就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至于他的言论,或者是污蔑、对我国的偏见,那就是他个人的观念偏差。然而,我们的网民却对澳大利亚本国和澳大利亚泳协猛烈开火,要求前者“道歉”。殊不知,即使霍顿是澳大利亚泳协的一员,澳大利亚泳协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干预或者代他立言。(当然,此处我所说的“干预”,是指法律未授权而依靠行政权力做出的干预行为。)我们的网络舆论完全可以集中谴责霍顿捏造事实的行为,而不是强令澳大利亚泳协道歉,即使后者道歉,对于霍顿的行为也没有任何约束力。在这件冲突中折射出更可怕的东西是,我们的网络舆论已经容不下任何对某件事的异见。王思聪此言虽然有过激之嫌,但是他批评的实则是网友强行要求澳泳协道歉的行为,虽然如此,我从这些评论中没有看到任何的理性反思,只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心理来抨击他。而理性的思维中不可缺少的就是自己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孙杨与霍顿一事,远在澳大利亚,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人能亲临现场。那么,网民们事先设定的标准“孙杨是无辜的”,又是从何而来呢?须知任何国家对外首先要维护自己本国的利益,即使孙杨有违规行为,在官方舆论中也未必会承认。我们的网友没有做任何调查研究,仅仅是凭“孙杨是我国运动员”这一前提,就推出“孙杨是无辜的”这一结论,未免过于草率。我绝不是要质疑“孙杨是无辜的”这一说法的真实性,而是说,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尽管我们拥有言论自由权,但是我们不应该在未经自己的理智认识的情况下,随舆论大潮发表言论。

国家的宗教化

​ 上文所述,“如何协调好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是一道没有得到解决的,现在却越来越不容忽视的难题。”。窃以为,如果我们需要有一次彻底的、解放的“人”的发现,那么在我们的传统价值观中更为重要的“国家”,就首先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国家是什么?这个我们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名词,直到现在也没有某种明确的定义。马克思主张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这一观念到现在看来已经有许多纰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相比于政府,民众对于国家拥有更高的认可度。因为国家的生命和灵魂在于主权,政府的身份确立在于政权。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权更迭但国家仍然拥有主权、或者政权仍存但主权有污的事例,这就充分证明,政权和主权没有必然的相关性,而主权的重要性和稳定性是高于政权的。正是因为我们对于”国家“的更高的认可度,我们就更应该清楚的认识到,所谓国家,不过是一个独立的利益集体而已。

​ 但是,从这一届奥运会的网络舆论风潮来看,我却看到了某种危险的观念正在不断蔓延。也就是我所说的”国家宗教化“。众所周知,宗教是一种以宗教狂热驱动运行的团体组织。而”国家宗教化“,是指一种对于国家的性质没有清楚认识,而将国家作为某种宗教推上神坛顶礼膜拜的行为。已经有人在反思,我们现在的舆论为什么不能听进任何一点对我国的批评?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真实还是虚假、无论是客观还是臆测,只要是批评,一律划为异己,猛烈炮轰,这岂不是与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会容不下任何对自己教义的异见一般?再举一例,每年苹果公司新的iPhone手机发布之时,总有人跳出来说“是中国人就拒绝iPhone!”。在发言者的心理中,“中国人”这个身份似乎就像中世纪的教民身份,带有一种无上的光荣性,另外,还有某种对于其他国家的鄙夷。甚至说,他认为iPhone是某种经济侵略。也有网民将此次奥运会上中国队所受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全部打为“外国对中国的政治行动”,称之为“史上最差的奥运会”。且不说这个名讳的合理性,单单是将任何外国对中国的行为全部上升到国家高度,就有盲目拔高之嫌疑。就像孙杨与霍顿的矛盾冲突,原本只是两个运动员之间的争执,却被上升到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敌视。窃以为如果说我们要重新认识自身、认识作为“人”的价值,那么对于国家我们就必须要理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体现在国家的性质上,还体现在对于国家现状、国家政治制度等等方面的基本认识。我曾看过这样的言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还有曾经大行其道的“xx个月不买日货日本经济就会崩盘”的言论。这些言论,只要对于目前的国家现状和国家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再看来就会哑然失笑。前者很明显地没有分清国家、政府、政党的概念;后者的作者对于我国工业和日本工业的差异毫无认识,事实是,如果我国几个月不购买日本的工业配件,日本经济不仅不会崩盘,反倒是我国的制造业可能要崩溃。作为国家的公民,维护本国的荣誉和利益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义务。但与此同时,非本国的荣誉,我们不能贪图、非本国的利益,我们不能强求。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拥有理性的、批判性的思维,而不是将国家放在神坛上顶礼膜拜。

个人利益的合理性

​ 对于这一点,最好的诠释恐怕就是曾国藩幕府赵烈文提出的:“合众人之私,成天下之公。”赵烈文此言意在提醒当时对自己的属下提出“忠烈血性”,要求他们放弃自己的切身利益,追求“君子”之道的曾国藩。正是因为自身的这种观念,此时曾国藩的幕府正在衰落,人才不断流失。个中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曾国藩这样的要求没有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作为幕府,跟随曾国藩,首先是因为自己生存的需求,之后才是要成就一番大业的崇高理想。如果说有这样一种道德观念,要求每个人放弃自己切身的生存利益,为一个宏大的目标不懈奋斗,这样的道德观能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显然是不可能的。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如果自己的生理需求无法首先被满足,也就是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切身利益”,那么任何更高层次的道德的要求都是不切实际的。很遗憾的是,这样的道德观在建国初年大行其道。有人批评这种价值观说:“当时大家都在唱‘社会主义好’,干活有力量。但是干着干着歌声就小了,为什么呢?因为肚子饿了。“这就是一种很形象的写照。由于有这样的前车之鉴,无论是国家机构还是个人,都要防止这样的道德观再次蔓延开来。至少是在现在的物质水平下是不适合的。

​ 我们首先要有的一个观念是,允许个人追求自己合法的最大化的利益,这是完全可行的。论者常认为如果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势必会导致集体利益受损,其实非也。事实上,允许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化利益,非但不会损害集体的利益,反而可能对集体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以选举为例,如果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支持的候选人能够当选,从而为自己带来切身的实惠,在”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他如果要追求自己的利益,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尽力反对操控选举、贿选等等不公正的行为,因为这样的行为是会损害到他支持的候选人当选的可能性的。这样,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反而促进了选举的公开透明公正。另举一例,一个工人通过自己的职业劳动辛辛苦苦地赚钱,这首先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如果他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就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从而获取更大的收入,结果怎么样呢?他的这种努力说不定就促成了一种全新的生产技术的出现,至少也是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第一前提是”合法“,也就是说,即使要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也决不能容忍触犯法律、破坏法制的行为。

​ 更深层次的说,如果承认个人利益的合理性,那么实际上承认了个人拥有追求自己合法的利益的权利。而这其实是个人的独立性的一种表现。就奥运会而言,我们首先要承认运动员是独立的个人,而不是给国家争取荣誉或者拿奖牌的机器。我想,刘翔,这个中国奥运史上功绩巨大、但同时又背负着难以想象的悲情的人物,也许会对此感到认同吧。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他拿下金牌并且打破纪录之后,多少人狂喊民族英雄,还有无数人把他的故事写进心灵鸡汤、用他的事迹教育自己的孩子。然而,2008年他的退赛、之后他淡出体育界,让他背负沉重的骂名。在他宣布退赛之时,他不知道的是,大量不堪入目的抨击正在等待着他——”影帝“、”骗子“……虽然对于他的退赛从来不乏争议,但有一点需要确定,那就是退赛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我们首先要承认他作为独立的个人,做出选择的独立性。至于说这样的选择的后果,那也需要有充分客观的证据支持。如果仅仅是因为他选择退赛就拍板而起、大肆抨击,这实际上是一种将运动员视为”奖牌机器“的观念。刘翔如果是因伤退赛,我觉得无伤大雅。毕竟,虽然我们可能会欣赏他负伤比赛的英勇,但是这实际上极其不理智、对他造成的伤害也无法估测。真相如何,仍不可盖棺定论,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运动员的独立性、要理性分析,切不可妄下结论。

媒体与舆论的改变

​ 在这次奥运会中,我们也发现,舆论的大潮有了可喜的改变,越来越多的国民开始反思曾经的唯金牌马首是瞻的观念,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本届中国队中最让我敬佩的运动员就是傅园慧了。她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实力,并且为自己拿到铜牌感到高兴,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因为她非常明确地传播出了一种价值观:尽力拼搏无关结果。是的,我们需要重视结果,因为最终决定时间走向的只有结果,但是我们更需要重视过程。傅园慧拿到了铜牌,这是可喜的,即使她没有拿到奖牌,也无关紧要。因为她已经发挥出了她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如果没有拿到奖牌,正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本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如果拿到奖牌,那就是对运动员辛勤训练的一种肯定。无论结果如何,拥有这样的精神,将来一定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 正是这样一次惨痛的失败促使我们反思。媒体的报道从“xxx队痛失金牌”变成了“喜获银牌”“喜获铜牌”,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当初,皮埃尔·顾拜旦复兴现代奥运会时,他所希望的从来就不是让奥运会变成一个各国政治角力和争夺金牌的狩猎场,而是一个增进全人类之间和平友好关联的平台。即使中国队没有获得一块奖牌,但只要他们尽自己全力去拼搏,也总会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感动,会有一种精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顽强和国民的强健。而这正是奥运会所追求的东西。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主动的立言反思曾经举国上下追求金牌的论调,这正是我们国民精神在稳步前进的一种表现,这样的进步亦足矣让人们感动。关于本届奥运会的发挥失常,完全还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被涉及,我们也应当期待有更多人能主动地出来反思。我们从失败中获得的,从来都是警醒、是反思、是进步,而不是痛失了金牌。